您好!欢迎访问cc国际彩球_cc国际网站_cc国际网投代理水钱网站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站内搜索: 资讯
您现在的位置:友情链接 >> 文学园地 >> 怀念我的老师刘凤歧教授

怀念我的老师刘凤歧教授

日期:2017年3月28日

 延大经济学学科的奠基者 我的学术旅途的领路人
        ——怀念恩师刘凤岐教授

徐 长 玉

  几天前,延安大学经管学院同事李泰老师打电话,说今年清明节,艾芳玲老师准备在老家府谷给刘凤岐老师立碑,想让我代表学生写篇祭文。我随即答应一定以个人名义写一篇文字,以表达我对刘老师的怀念之情,但祭文还是另请更合适的学生来写为好。因为:一则我不是刘老师最出色的学生;二则我的文笔太差,写不好,怕辜负大家的心意。同时,我在电话里建议,让李泰动员更多刘老师的同事、老乡、学生从不同方面写一些纪念刘老师的文字,出一个集子。这不仅对刘老师是最好的纪念,对刘老师的家人是最好的慰藉,对延大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刘凤岐教授,陕西府谷人,1949年出生,与共和国同庚。1976年7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同年分配至延安大学政教系任教。1985年,赴武汉大学政治经济学助教进修班学习硕士研究生课程。此后,历任延安大学政教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延安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等职。2002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担任党支部书记。2004年4月13日不幸因病逝世,享年56岁。
  恩师刘凤岐教授已经离开我们11个年头了。11年来,恩师儒雅、严谨而不失风趣的学者形象,浑厚、深沉而不失洪亮的府谷口音,刚毅、豪爽而不失细腻的军人性格,不仅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在我的记忆中消失,反而随着自己的年长而越发清晰起来。

  1984年9月,我从延安中学考入延安大学政教系,学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1987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刘老师分别给我们讲授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两门课程。听刘老师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课,给我留下的最大印象是,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西方经济学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符合人的行为动机,也更好理解。听刘老师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课,给我留下的最大印象是,刘老师的学者风范和对国内经济学界的耳熟能详。由于以前已经学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基础课程,并已经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在刘老师这两门课的持续“强化”下,我义无反顾地喜欢上了经济学这个学科。后来,我曾不止一次地、掩饰不住内心喜悦地给我的一届又一届学生宣称,把经济学确立为自己一生所从事的专业,是我上大学期间作出的最正确的选择。

  1988年7月,我大学毕业留校,担任政教系经济学教研室教师,而教研室主任正是刘凤岐老师。
其时,刘老师在国内经济学界已经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在延大更是与马海平老师、郭必选老师、慕锡凡老师、惠延德老师等齐名。所以,作为刘老师的学生和下属,我对刘老师是既崇拜又害怕。崇拜的是,刘老师那么年轻,就撰写了《<资本论>问题解答》(合作,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当代西方经济学辞典》(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副主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多部令人羡慕的着作,给我们年轻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害怕的是,刘老师对年轻教师总是抓得很紧,要求很严,而我自己一则基础差,底子薄;二则勤奋有余,聪慧不足;三则出身农门,自卑感强;四则不善言辞,拙于交际。所以,对刘老师布置的任务,虽则尽心尽力,但总是怕达不到刘老师的期望。——说来也怪,我对刘老师起初的这种复杂心理,并没有随着后来我与他10多年的亲密接触而有所减轻。
  1.严把年轻教师上课关。记得我们班有一位和我一起留校并同在经济学教研室任教的同学,叫王长江。刘老师给我俩分配了同一门课程,并要求我俩每人一章轮流、交替着讲,以便有充分的时间备好每节课。为了把好我俩的上课关,在开始正式给学生上课前,刘老师专门安排经济学教研室全体同事听我俩试讲,并亲自组织各位同事给我俩“挑刺儿”,然后要求我们根据同事提出的意见重新备课,再次试讲。就这样,经过几个回合,他才勉强满意,并同意我们正式给学生上课。由于他的严格把关,虽然我俩只是刚刚毕业的本科生,但上课效果却得到了同样是本科生的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2.经常性地开展教研活动。想想现在,一个教研室主任连个芝麻官都算不上,但当时,刘老师在我们教研室同事的心目中却是受人尊敬的“顶头上司”,是直接领导。因为,作为教研室主任,刘老师不止是排排课、听听课而已,而是经常性地组织大家开展教研活动,讨论教学内容,交流教学经验,介绍学术动态。记得当年由于系上没有固定的教研室活动场所,刘老师就经常把我们召集在他的家里开会。有时遇到饭点,他甚至非要留我们在他家吃饭不可,特别是对我们没有成家的年轻人更是如此。
  3.指导年轻教师搞科研。在把好年轻教师的上课关之外,刘老师还特别重视把好年轻教师的科研关,不厌其烦地给年轻教师传授搞科研的重要意义和诀窍。在发觉我们对搞科研有畏难情绪时,他说,“搞科研并不难,只要肯吃苦,坐得住冷板凳,谁都能出成果。”还说,“搞科研,一定要敢想、敢说、敢写”,并经常用陈云同志的座右铭“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勉励我们,要我们理论联系实际,独立思考,勇于创新。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兴起了延安精神研究热,他给我们说,“延安精神的实质就是创新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就是要勇于创新,搞科研尤其如此。”
  为了鼓励教研室的年轻教师尽快出成果,他总是结合当时的经济形势,给年轻教师布置“命题作文”,要求大家限期完成,他亲自修改,并尽可能推荐发表。至今还记得,我1991年撰写的第一篇学术短论《对市场疲软不易大惊小怪》就是经刘老师出题、修改和推荐发表的。1994年,我晋升讲师职称时,靠的就是这篇文章。

  1994年9月,我考取了四川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由于已经有了本科毕业留校任教6年的历练,所以,读研后,我很快进入角色,在科研上取得了较其他同学更突出的成绩。
  读研期间,有三件与刘老师有关的事情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一是刚进川大校园,在和后来成为我的导师的川大经济系主任赵怀顺教授交流时,赵老师对我说,“延大有个刘凤岐教授,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搞得不错。”再一是后来我在川大图书馆借书时陆续发现了刘老师的好多着作,除了上面提到的外,还有《陈云的经济思想研究》和《利益分配概论》等。三是在我参加硕士毕业论文答辩时,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丁任重教授说,“延大的刘凤岐教授和我很熟。”
  以上事例足以说明,刘老师在国内经济学界享有的声誉!我为延大有刘老师这样的知名教授而感到自豪!

  1997年7月,我研究生毕业,继续回到母校政教系任教。而此时,刘老师已因教学科研方面的巨大成就而晋升为教授职称了,并早已离开政教系,担任经济管理系系主任了。我俩虽然不在一个系了,但由于我俩都是“搞经济”的,特别是由于在他看来,我是学校的第一个经济学硕士,所以受到了他格外的器重。
  此后,我们的交往更加密切了。不过与过去一样,我们的交往更多的依然是师生之间的交往,而不是同事之间的交往。因为,我从刘老师身上学到了更多,从刘老师那里得到的无私提携也更多。
  1.举办学术研讨会。作为管理系系主任和学校确定的校级经济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刘老师不仅经常性地出去参加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而且定期举办由全校不同院系相关专业教师参加的“延安大学经济学研讨会暨学术年会”。而每当在这个时候,我总是被刘老师拉进研讨会筹备组,参与研讨会议题的确立、通知的起草和会议的其他事宜。有时,甚至包括邀请学校领导、主持会议开幕式这样的事,他都交由我去做。记得2000年5月份,他发起召开学校西部大开发理论研讨会,并确定邀请刘建德副书记参加研讨会开幕式。当时,由于我还是个小人物,担心刘书记不认识我而不接受我的邀请,所以在刘老师面前流露出了畏难情绪。刘老师说,“怕什么,之所以让你去邀请,就是要把你推出去……”
  2.组织课题组到地方调研。1999年盛夏,应延安市委邀请,刘老师担任“延安特色经济”课题组组长,并带领课题组成员一行赴志丹、子长等六县区调研。我非常荣幸地被刘老师拉进课题组,参与了课题组全程的调研。这是我第一次与地方经济“亲密接触”。这次“接触”,不仅使我领略了刘老师作为经济学家,在与地方官员打交道时所显示出来的自信、大气和老道,使我见识了地方官员接待学者调研时的套路、程式,而且对我以后的科研方向也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地方院校的经济学者,理论研究不与地方实践相结合,就彰显不出一个地方院校学者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从此以后,我便自觉把过去热衷于象牙塔式的纯理论研究转向了延安区域经济研究,并在这次调研报告的基础上,于2002年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学术专着——《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延安的历程、绩效与对策探索》。
  3.“救场如救火”。上世纪90年代前后,正是全国经济学学科最火爆的时期,党政机关、厂矿企业邀请大学教师做经济学报告的机会很多。那时,我虽则是个小讲师,但外出做报告的机会也不少。其中有的报告就是刘老师给举办方推荐的。记得有一次,刘老师已经答应某日下午给延安供电局做个报告,但就在当天中午,刘老师突然接到通知必须立即出差。刘老师随即给我打电话,说“救场如救火”,并吩咐延安供电局办公室的同志与我联系,让我替他做这个报告。后来遇见刘老师,我还提起那天做报告时的仓促和狼狈。刘老师却说,“你没问题,我放心着了。”
  4.推荐我破格担任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导师。2000年,政治经济学学科获批学校第二批硕士研究生学位点,刘老师是导师组组长。在遴选研究生导师时,刘老师将我确定为5位导师之一并上报学校。由于当时我的职称还是讲师,而讲师是没有资格当导师的。所以,在学校的遴选会上,领导提出了不同意见。刘老师说,“虽然长玉现在是讲师,但在学校刚刚进行的职称评审中,他已顺利通过副教授任职资格评审,并已上报省教育厅审批。”学校领导说,“你敢保证他在教育厅的评审也能顺利通过吗?”刘老师说,“绝对没问题”。刘老师之所以力保我“提前”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是因为在他看来,我是学校当时唯一接受过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教育的教师,把我吸收进导师组,对搞好我校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教育是有益的。
  5.举办学术活动月。2001年是中共建党80周年。“七一”前夕,刘老师特意策划在全校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80周年学术月系列活动”。刘老师作第一场报告,我主持;我作第二场报告,刘老师主持。我报告的题目是:《公有制与非公有制:重新评说》。我的观点与主流观点不符,比较偏激。刘老师在总结时,有意为我开脱,说:“学术探讨就应该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大胆创新。”

  2001年年底,陕西师大授权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筹备成立陕西师大国际商学院。鉴于刘凤岐老师在省内外经济学界享有的影响和地位,以及担任延安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近10年积累的丰富管理经验,何炼成教授力邀刘老师参与陕西师大国际商学院筹备工作。2002年4月,陕西师大国际商学院成立,刘老师被任命为党支部书记。此后2年,刘老师虽然调离延大,但我们的交往并没有减少。
  1.参加陕西师大国际商学院成立庆典。2002年3月,延大实行院系改革,政教系更名为政法学院,我任副院长。4月,陕西师大国际商学院举行成立庆典。延大经管学院院长杨育民、副院长武忠远和我代表各自学院前往庆贺。我们一行3人提前一天到达陕西师大。刘老师虽然正忙于准备庆典相关事宜,但依然抽出时间,安排好我们的住宿,并在房间里和我们交谈。看得出来,刘老师对我们特别的好,我们也对刘老师格外的亲。在第二天的庆典仪式上,我们和刘老师一同参观了由上级部门和来自全国各地兄弟院校赠送的贺词、贺信、花篮和礼品等。当看到延大经管学院、政法学院赠送的寓意“一帆风顺”的帆船时,刘老师十分激动,说:“这么贵重啊,你们给我带面子了!”我们说,没什么,就是真心祝福刘老师,支持刘老师。在参加完庆典并聆听了全国着名经济学家、陕西师大国际商学院首任院长魏杰教授的报告后,我们一行决定返回延大。刘老师执意把我们送到师大校门口。在路上,刘老师对我说:延大是全国《资本论》研究会理事单位,现在他离开延大了,但这个理事单位的资格不能丢。他让我继续把《资本论》好好搞上,争取成为全国《资本论》研究会的理事。后来,虽然我在一次研讨会上认识了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吉林财经大学副校长丁堡骏教授,并于2008年12月邀请他到延大讲过学,他也觉得我的《资本论》搞得不错,但我担任全国《资本论》研究会理事一事终究未能如愿。不过,在和丁教授交流时,他表示,刘老师学问做得很不错,他们的关系也好,只是走得太早了,很可惜。听了他对刘老师如此高的评价,我颇感欣慰,并再次为延大曾有刘老师这样的知名教授而自豪!
    2.给拙着撰写书评。2002年9月,我的第一部学术专着《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延安的历程、绩效与对策探索》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斗胆邀请刘老师给我的书写个东西,宣传宣传。刘老师欣然应允,很快撰写了《可贵的尝试 大胆的探索》一文,发表在《延安日报》2003年4月1日第3版上。文章说: 《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延安的历程、绩效与对策探索》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角度研究延安经济发展的一次可贵的尝试和大胆的探索,具有视角独特、架构得体、观点新颖、切实可行几个特点。溢美之词,溢于言表。
  3.非典期间推荐何炼成教授给拙着作序。2003年春,我带着刚刚完稿的我的第二部学术专着《中国经济制度分析》书稿,到西安找刘老师,请他推荐认识我仰慕已久的着名经济学家、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并给我的书作序。刘老师仔细翻阅了我的书稿,认为写得不错,随即答应替我推荐和牵线。由于恰逢“非典”开始肆虐,何老师同意给我的书写序,但不见人。所以,我就把书稿给刘老师留下,由刘老师转交何老师。大约过了两个月,刘老师打电话说,何老师的序已经写好,要我方便的时候去取。我便立即再次下西安。此时,已是夏季,“非典”席卷全国,各单位之间的人口流动受到严格管制。到西安后,我没有被准许进入陕西师大校门,便与刘老师约好在门口等他。他和单位的同事统一坐着校车从校门出来,刘老师喊我上车,说他们的车路过我住宿的地方,可以捎带我一会儿。在车上,他一边把我介绍给国际商学院的同事,一边把我的书稿和何老师写的序给我,并问我联系好出版社了没有。言辞间充满了对我的关切和浓浓的情意……
  4. 两次到西安看望病中的刘老师。2003年年底,偶然从同事那里得知了刘老师患病住院的消息。第二天,我便赶赴西安,到陕西省肿瘤医院探望刘老师。看到一向身强体健的刘老师,穿着病号服疲惫地卷缩在病床上,我的眼睛不由得湿润了,但我极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敢说话,生怕流出眼泪,让刘老师难过。但刘老师反倒显得比我坚强、乐观。他说,“手术做得好着了,没事。”然后便主动问起延大和我的情况了。我告诉他,10月底,学校已经把我从政法学院调整到经管学院了,任副院长,还带了个括弧,正处级。刘老师很为我高兴,说:“这下好了,说明学校很重视你”,然后聊了我继续深造的话题。刘老师说:“现在,在高校干,没有博士学位不行了,你要在延大发展,就应该乘年轻,赶紧读个博士。”我说,“我也有这个想法,现在正恶补英语呢。”得知我想报考西大何炼成老师的博士,刘老师说,上次因为“非典”,你没见上何老师,这次来西安了,一定拜访一下,然后便与何老师的儿子、陕西师大国际商学院副书记何林老师取得联系,要求小何老师成全我拜见和考何老先生博士的愿望……
  2004年年初,我到西安出差,专程到刘老师家里看望刘老师。当时,我感到刘老师比去年住院时的精神状况要好得多。和往常一样,一看见我,刘老师就特别高兴,也特别健谈,照例关心地问延大的事、学院的事和我的事。我给他送了那本我的经由他引荐、何老师作序的书。看到我的那本已经出版了的书,刘老师给他的爱人艾老师说,“我常说长玉是个搞科研的料,你看,我没看错人吧!”然后,刘老师又关心起我考博的事来了。我告诉他,去年在医院看过他之后,我如愿拜见了何老师,并决定报考2004年何老师的博士,但没想到,当年却因专业成绩不合格未能录取。刘老师立即说,“你的专业我放心着了,今年再好好准备一下,一定能考上。”……
  5.噩耗传来。2004年4月15日,刘老师不幸因病逝世的噩耗传到了延大,我和经管学院的老师无不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纷纷相约到西安看刘老师最后一眼。我因故没有和其他同事一同相跟,而是晚上坐了一夜硬座,第二天一早赶到西安。到了刘老师家,那个越来越令我尊敬和让我感到亲切的、谈笑风生的刘老师已经永远地不见了,只有一张冷冰冰的遗像摆在房间里。我没说一句话,无比难过得跪在刘老师的遗像前,烧纸、磕头、作揖……
 
 

  写到这里,我的情绪已经无法自抑,不由得再次激动起来,任由泪水在眼眶里翻腾!
  刘老师,我要告慰您的是,遵照您的吩咐,2005年,我继续报考何老师的博士,并如愿成为何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几年来,虽然兼搞行政,但我秉承您的办系办院方针,始终重视《资本论》的教学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风格,倾力加强延安区域经济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刘老师,11年来,我经常会一个人想起您,想起您在经济学学术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想起您对延大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开创性贡献,想起您对我学术研究和人生旅途的深远影响。每当想起这些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感叹:对于一个学生来说,遇上一个好老师是多么重要;对于一个学科来说,遇上一个好学术带头人是多么重要;对于一个单位来说,遇上一个好领导是多么重要;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遇上一个好引路人是多么重要!
  刘老师,请您放心,我将永远铭记您的教诲,不忘您的恩情,在人生的旅途上继续前行,并将永远感恩着您!
  刘老师永远活在我心中!
  刘老师千古!

 

2015年4月3日于延大

所属类别: 文学园地

该资讯的关键词为: